一篇好小说哪怕译成了别的语言依然是好小说


更新时间: 2019-07-10

  王中王493333免提网站,,比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小说,不管是翻译成英语还是汉语,在逊色于原文(有时甚至是远逊色于原文)的译文中,它们的伟大并不受影响。

  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公司的编辑约我和汪晓涛博士翻译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 B. Yehoshua)的《诗人继续沉默》时,我对耶霍舒亚和他的小说,乃至整个以色列文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本书里一共收集了耶霍舒亚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说,分别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耶霍舒亚是一位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以色列作家,我们接手的却是这些故事的英语译本,而且是由四位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的。这样的二手翻译能成功吗?我心怀疑惑和惶恐地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很快我就忘掉了英语译本中不时出现的磕绊,被他深深地迷住。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出生于一九三六年,父亲是一位研究耶路撒冷历史的东方学学者和作家,母亲来自于摩洛哥的一个富商家庭,妻子则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父亲给了他历史视角,妻子给了他心理视角。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被妻子分析了半个世纪。他在以色列军队当过三年伞兵,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过哲学和文学,客居巴黎期间担任过世界犹太学生联盟的秘书长,后来一直在海法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希伯来文学。许多个人经历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不过,耶霍舒亚本人认为,如果要给他写一份寥寥数语的自传,他的塞法迪犹太后裔和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身份是必须保留的。大多数以色列作家是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比如与他并称为以色列文学三位男高音的阿摩司•奥兹(Amos Oz)和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从步入文坛的第一天起,耶霍舒亚就不想被贴上塞法迪作家的标签,成为一个跟他父亲那样专写民间传说的少数族裔作家,但他感到塞法迪犹太人身份给了他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对他来说,阿拉伯人不是敌人,而是类似堂兄妹一样的亲戚。他们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管多激烈,都还得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他一直致力于理解阿拉伯视角。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人》出版于一九七七年,背景是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海法,讲的是犹太少女达菲和阿拉伯少年纳伊姆之间的狂热爱情。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学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以阿拉伯人为主要人物的作品。

  耶霍舒亚与奥兹年龄相近,两人都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在五十、六十年代登上以色列文坛。这一代人被称为“建国的一代”,以别于之前的“独立战争的一代”。这一代作家的身份是“作为完整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他们内化了从大以色列国土向以色列国家的转化,形成并强化了他们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这一转化的意义非同小可。作为在儒释道文明中生活的东方人,我们对有着共同源头和圣地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一神教文明很难理解。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他者。对犹太人而言,以色列立国不但让他们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而且保障了他们思考的空间和对历史理解的连续性。半个世纪以来,耶霍舒亚和他的作家同志们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双重角色。政治上,他们被誉为以色列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心,关心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热情不懈地支持以色列和平反战运动,关注占领地、阿以冲突等敏感问题。在二〇一三年一次对美国犹太人的演讲中,他声称散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能说自己是部分犹太人,只有像他这样生活在以色列并被犹太文化包围的人才是完整的犹太人。这句话当然在世界范围的犹太人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今天还让美国的犹太人耿耿于怀。今年四月,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他还在以色列的《国土报》上撰文承认,他为之奋斗半个世纪之久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现在似乎已经不相干了。

  虽然深深卷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动,耶霍舒亚的小说却全然不是其政治观点的简单传声筒。这又与他所属的“建国一代”有很大的关系。这一代作家不满足于上一代作家突出英雄和强调社会群体的批判写实主义手法,更注重用现代派的心理写实、象征和嘲讽的手法来表现个体的世界,或者说个体与团体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政治。耶霍舒亚在很多小说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只有深究才能看出。比如收在本书结尾的短篇小说《老人之死》,里面的老人总也不死,大概活了一千岁了。跟他同居的阿什特太太对他的长寿厌烦不已,决定在他熟睡的时候宣告他死亡。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我”明知老头没死,却自愿充当阿什特太太的同谋,帮她请医生开死亡证明,请殡仪员。因为年老没有价值便被宣判死刑,自己走去参加自己的葬礼,甚至还在葬礼上发表悼念自己的演讲——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老头被活埋后,阿什特太太要求叙述者“我”也搬去跟她同住,“我”意识到发生在老头身上的命运也将在自己身上重演。“我”做了阿什特太太的帮凶,也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在读这篇故事时,脑子里想的是美国作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的著名短篇小说《伤心歌谣》(一译《恋歌》)。那篇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琼也跟阿什特太太一样,喜欢接近那些已过盛年的落魄男人,被她盯上的男人也都以死亡告终。曼哈顿街头游荡的死亡天使,摇身一变成了老年公寓的死亡女巫——我就是这么解读的。但从耶霍舒亚的一篇访谈中发现,原来在他这篇写于五十年代的成名作中,阿什特太太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中积极、自然和自信的力量,千岁老头则象征着犹太人,他们毫无活力,缺乏目标,没有品位,只能接受被活埋的命运。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不正是如此吗?

  如果说《老头之死》里面的政治隐喻还十分含蓄的话,《面对森林》就相当明显了。这篇饱受争议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一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研究生为了完成他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毕业论文,自愿接受了一份森林护林员的工作,期待森林的孤寂能让他静下心来完成论文。这片人造森林是建在一座被以色列人夷为平地的阿拉伯村庄上,森林里除了他还有一对阿拉伯父女,父亲的舌头在战争中被割掉,成了哑巴。沉默的阿拉伯人跟埋在森林下面的阿拉伯村庄一样,虽然被封了口,无法诉说过去的刀光血影和惨痛经历,但它们仍然在那儿,随着阿拉伯人情绪的起伏隐约浮现。在守望森林的漫长孤独中,护林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开始挑逗怂恿阿拉伯哑巴放火烧掉森林。在森林的灰烬中,阿拉伯村庄如鬼魅般赫然现身。小说的象征意味非常明显,以色列的历史就如同这座人造森林,林子里住着失音的阿拉伯人,林子下埋着被遗忘的阿拉伯村庄。作者似乎在借护林员这个人物煽动放火烧掉森林,揭露真相。但小说结尾阿拉伯哑巴作为纵火犯被抓,护林员也更加无望更加落魄地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耶霍舒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不曲折,有时平淡到让人讶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擅于书写日常生活,在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发现荒谬和疏离感。小说的主人公从事的职业不一,有江郎才尽的诗人,迟迟完不成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洪峰中留守监狱的新看守,被误诊为绝症的水利工程师,终日面对森林的看林人,给士兵讲课的大学讲师,儿子被误传牺牲的高中教师,以睡眠为人生大事的水泥工……耶霍舒亚无意描画一幅当代以色列的浮世绘。他的主人公无论是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一例外地深陷某种不符合常识的情境中,有着为常人不解的扭曲心理,而且在经过一番充满疼痛的挣扎和完成了某个荒谬或徒劳无益的使命之后,主人公在结尾却陷入了更无解的情势中。他们会显得更软弱无力,更琐碎渺小。一句话,没有成长,从荒谬的人生中什么也没学到。

  在《与小雅利的三日》中,主人公允诺帮他在基布兹公社劳动时结识的恋人看三天小孩,想在孩子身上寻找他从未忘怀的前情人的芳影,结果他的心理陡转,对小孩百般折磨,差点把他一杀了之。据说这篇小说运用反讽手法影射巴勒斯坦难民营。如同《老头之死》一样,这层隐喻没有介绍不容易看出。《洪峰》中的监狱看守心理更加奇葩。洪峰即将来临,监狱长明明是为了自己逃命把留守监狱的危险差事甩给他,他却感恩戴德地差点跪下。他把狱规奉若圣书,每晚必须读上几页才能入睡。最后甚至开锁放犯人逃生,结果自由了的犯人把他和两条狱犬锁在同一个号子里。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等待他的悲惨命运我们却是可以脑补出来的。

  文学传承上,耶霍舒亚深受西方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威廉•福克纳和希伯来语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以色列的福克纳”。也许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福克纳,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卡夫卡的影子。如同卡夫卡,父子关系是他小说中不断浮出水面的一个主题。卡夫卡多从儿子的角度写父亲,儿子在父亲面前就如同《变形记》中那只战战兢兢的大甲虫,时刻可能遭到碾踩;耶霍舒亚则常常从父亲的角度写,父亲对儿子的隔膜、疏离和失望(《诗人继续沉默》),潜意识里对儿子死亡的犯罪感(《一九七〇年的初夏》),甚至不时产生的谋杀儿子的念头(《与小雅利的三日》)。在《一九七〇年的初夏》这篇小说中,儿子阵亡的消息在父亲脑海里不断回放,好像那是他生命中某个值得反复回味的高潮,如同洞房花烛夜,如同金榜题名时。那一刻也确实是他生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老人,是校长和学生迫不及待要除掉的老教师,是他的拒绝退休、拒绝退出人生舞台才让他勉强留在了讲台上;在此之后,由于为祖国献出了唯一的儿子,他戴上了烈士父亲的光环,四处享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他幻想自己以烈士父亲的身份做毕业典礼演讲,开始计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完成儿子未写完的手稿,潜意识里甚至在美国儿媳和孙儿面前扮演了儿子的角色。小说结尾,儿子的阵亡不过是误传,好像上帝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父亲只能又回到了小说开头自己听到儿子死讯的那一刻,心中充满失落。

  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父亲以上帝般的形象让儿子敬畏,那么在耶霍舒亚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则让人想起《旧约》中的亚伯拉罕,那个心甘情愿把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父亲。死去的是儿子,荣耀的是父亲。可以说《一九七〇年的初夏》是耶霍舒亚对亚伯拉罕故事的重新书写,对这个从心理深层上影响犹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耶霍舒亚在一九九〇年一篇题为《曼宁先生和以撒受绑》的文章中说过,他想去掉这个神话中隐喻和典故的成分,剥掉它的伪装,在真实的现实处境和合理的心理情境中再现这个故事。他认为亚伯拉罕之所以同意牺牲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他对儿子以撒能否坚守对上帝的信念缺乏信心。为了把儿子纳入他自己的价值系统,父亲不惜牺牲儿子的生命。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跟一个犹太裔同学有过一次关于小说的争论。我认为对小说而言,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则认为是故事。他的论据是一篇好小说哪怕译成了别的语言,依然是好小说,比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小说,不管是翻译成英语还是汉语,在逊色于原文(有时甚至是远逊色于原文)的译文中,它们的伟大并不受影响。这说明,语言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记得当时我对他的观点颇为不服。但事隔二十多年后,面对耶霍舒亚这部翻译绝对算不上优秀的作品,他的伟大依然清晰可见。此书的英文译本中常常有不符合英文惯用法的奇怪字句,很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诗人继续沉默》这篇标题故事里,有一处提到一家semi-closed institute。我查了不少地方,问了美国同行,还是不知所指。汪晓涛最后在网上找到一处解释,指介于公众机构与完全封闭机构(监狱)之间的半封闭机构,如精神病院、智障人士中心等。但除非精神病院或智障人士中心在希伯来语中是一个不常见的词,否则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译成一个如此罕见的英文词。因此,最后我还是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成“处于半关门状态的机构”。在《最后的指挥官》中,有一个句子也是十分费解:“Sabbath. Stones in our skulls instead of eyes”。为了弄明白这句话,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后还是无法确定,只能绝望地以直译的方式处理:“安息日。眼中有石变成了脑中有石。”有些句子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把握原文的准确含义。比如《面对森林》里的这句话:

  要命的是你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著的意思。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原文,那就不会产生对文字的怀疑,只会想法去理解,找到合适的中文。这大概就是面对二手译文时带来的问题。由于没有前译可以参考对照,只能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译文质量的好坏只能等读者鉴别。

  本书的前六篇由我翻译,后六篇由汪晓涛博士翻译。汪晓涛博士是学政治学出身,早在九十年代就翻译过亨廷顿的名作《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刚开始合作时我还有过顾虑,怕学者的文笔不一定适合译小说。但只看了一篇故事后我就放心了。他的译文既感性又精准,情绪非常饱满,字里行间流淌着的诗意和原文非常吻合。此外,我们约定由我统稿,他也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虚心接受了我很多建议,但在有不同意见时也据理力争,在此表示特别感谢。此外,我还要衷心感谢九久读书人前编辑彭伦,是他给了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位伟大作家的机会。感谢现任编辑何炜宏和郁梦非在时间上对我们的包容和毫无保留的合作。感谢好友陈红,她是达尔文《小猎犬号》的译者,也是生物学家,在繁忙工作之余拨冗阅读了我翻译的每一个故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先生林文理和我的英译合作者Jason Sommer也常常受到我出其不意的打扰,帮我答疑解惑,在此一并感谢。

  《诗人继续沉默》收录了耶霍舒亚的十二个中短篇小说。它们以梦境一般的笔法塑造了一个个既敏感又迟钝的角色。故事有时在城市,有时在战场,有时在遥远的山村,有时完全囿于家庭,并总是从司空见惯中生出离奇。

  这是一次古怪的“英雄救美”。“美人”在故事的开头就死于耶路撒冷集市上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身份不明,只有一张工资单暗示她曾是某大型面包店的夜间清洁工。于是,迅速有记者撰文,抨击这家企业缺乏人道主义精神。调查和善后的工作不幸落在了人力资源经理身上。一连几天,他接触了夜班同事、报社记者、医院人员、驻外领事……众人零星的话语都转述着这个女人的美丽。他先是困惑,而后着迷,鬼使神差地带着女人的棺椁搭乘航班,并一路翻山越岭返回故土。实用主义的公关任务变成了一次不计代价的“救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