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火候与力量 关注


更新时间: 2019-06-09

  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香港马会现场开奖结果在写长篇成为时尚的今天,坚持短篇不失为一种长远之见。我不认为今天就不是短篇的时代,所谓好文章无所谓长短,只看作家给读者的成色怎样,其文学成就,也是以艺术成色为最后评价的。

  新时期文学初期,贾平凹、张承志、王安忆等一批青年作家刚试身手,短篇写作高手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的作品,最容易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今天,作家们纷纷弃短追长,短篇小说的确已呈衰势。孙犁1977年在一篇很短的文章《关于短篇小说》中说:文章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是艺术能力的问题。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不晓得经常把长篇写得稀里哗啦的朋友看过这段精彩议论没有,如果看到,大概就不敢这么随便地“满纸涂抹”了吧。

  李学辉有长篇在手,却声称自己是“写短篇小说”的,这种勇气实在可嘉。近读《李学辉的小说》,发现作者确实熟知短篇之道。作者久居甘肃武威,自然想把西域奇异的风俗拿给读者。说老实话,我喜欢他日常生活的小说,更甚于那些风俗小说,尽管后者也有佳作,如《麦婚》。因摆脱了风俗小说的刻意端着,日常小说似乎做到了放松自然,让他找到自己打铁淬火后继续细细拿捏的火候。《除夕》的八爷是村里支书,40多年威信屹立不倒,但随着王翠花的姑娘等一帮青年掷下农村,他真成了唱空城计的诸葛。八爷身上闪现着乡村社会的沉落交替,这种人物历史命运都怪异无常。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他气得一时想不过来,便率村人用拖拉机把王翠花母女捉了回来。而他只为了“八口锅里煮的是土猪肉,露天场里摆的是黄河灯,午夜一到,我们要放三十六路焰火,羡慕死你们”的传统乡村社会。小说《和薇薇去寻访孙招娣》的题材极为常见,好在它叙述的干瘦。土窑村小学四年级女生孙招娣,是四川大学生爱心基金会的女学生薇薇的帮扶对象,薇薇原想这是一次浪漫之旅。她七折八回来到县城,被科员“我”接着,没找洗澡间,连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拖上了灰尘滚滚的乡村公共汽车。小说记述沿途荒凉景色的三言两语,近于素描,倒凸显了李学辉叙述干瘦的功夫。对孙招娣的涂抹也只几笔,然这位身处荒漠的小姑娘的命运,已含义丰富。

  短篇小说篇幅有限,得字字经营,不敢有稍微马虎,不像长篇可以随意走马。另外需要留白,不宜把话说满说完,这就考验着作者叙事达意的功夫。一两个人物,怎么出场,跟谁接头,故事向何处发展,波折又怎么组织,直至有一个小小高潮,都须在下笔前仔细想好。孙犁《荷花淀》让战争在远处待着,镜头只对准荷叶下面的几个心思活跃的小媳妇,空间就大,还虚虚渺渺,是留白的经典例子。汪曾祺的《陈小手》写团长允大夫给太太看妇女病,过程中团长还客客气气,等他坐上大马远去,团长一枪就把大夫打了下来。临了还说,我的媳妇能让你摸吗?所以,雷达曾在《小小说的容量和深度》一文中感叹:“试想,要在1000多字的篇幅里,讲一个奇异新颖的故事,甚至勾画出一个独特的人物,赋予深刻的意蕴,在尺幅之间兴风作浪,何其困难!”

  《鸡头》就好。从1973年起,每逢八月初,王福就去买鸡。割下鸡头,洗得干干净净,送到巴子营的村长金成堂屋桌上,为报复20多年前,自己偷吃鸡头,父亲被金成斗死的冤情。王福、金成,都是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独特人物”。不像学辉有些过于铺陈的作品,这篇作品极其克制,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近乎模糊的远景,人物关系也是到了紧要处才略写一二,留白甚多。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照样能写广阔的生活,表面专注身边人物,含义却远,而且要选材严、开掘深刻、结构巧妙,以一当十。王福20多年还在报复已经70多岁的金成,说明普通可怜人身上缺少怜悯,这处留白就比单纯的技术手段大气不少。一个小人物,怎么会有远大的思想?这都需要作者暗暗给他。相似的作品,还有《麻雀飞翔》《爷爷的爱情》和《老润》等篇。

  短篇难在留白,也难在一波三折。这就要一张一弛,紧松适度,考验作者的耐心,这耐心不光在文字控制,还在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拿捏揣测。我认为《女婿》是一波三折的代表。主人公“我”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县文化馆创作组,爱情事业本来大有前途,不想被刁钻的同村姑娘王菊花盯上。菊花父母都是乡村刁民,她也遗传上这种性格。以往,文化馆姑娘王芸曾与“我”眉来眼去,眼看就有进一步发展。这天王菊花突然找上门来,对王芸声称是“我”的女朋友。“我”诧异地质问菊花,回答是曾接受她的鞋垫和衬领,等于接受了定情之物。“我”的母亲也来县城,指责“我”“睡了别人姑娘为何要反悔”?“我”就这样被套进王菊花的圈套。这家人得寸进尺,要他做上门女婿,另外得抚养岳父母生活,每月奉上30元钱。稍有不从,岳母就到单位地上打滚要挟。岳父王吉家的成员也很复杂,他当年耍赖骗来余桂花,桂花男友在他们婚后找上门,王吉只得把他养在家里,条件是承认现状,但一个月得与桂花同居一次。这人留家干活,对外则宣称是王菊花的二爹。“我”和菊花有孩子后,王吉、余桂花、二爹和王道、王德五口来城里,说是不种地了,由女婿负担生活。后来王吉出了车祸,余桂花便讹“我”对二爹也有赡养义务。最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第九节中。小舅子王德跑货运出了人命,陕西当地办案民警让“我”赔付,“我”说这事跟“我”无关,民警却说乡信用社王德做的担保,担保人写的就是你的名字。民警说,4条人命赔付100多万元,“我”说赔不起;民警说没关系,可先赔十几万元,死人入土为安。“我”说一分钱也拿不出,民警则说,王德早以你的名义在银行贷款十多万元。电话那边说:“你想怎么办?”“我想杀了王德。”我大吼了一声。小说就此结束。

  “老赖”在这篇小说里不单是一两个独特人物,还是一组群像。“我”从与王菊花结婚,就开始与这个老赖家庭反复纠缠,反复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我”这个无辜无奈的人,一旦被这个老赖家庭缠上,几十年都难以消停。故事尽管一波三折,也充满喜剧化的色彩,足见李学辉把握人物性格的不俗功夫。这种一波三折,当然来自他武威巴子营乡村的丰富生活经验。他对乡村老赖人物的熟悉程度,可以说做到了丝丝入扣,贴近真实,让人在捧腹之余,也为乡村日渐恶化的道德生存环境忧心忡忡。其实,往更远的地方看,环境恶化也不是这些年的事,它自古以来就潜藏在乡村的历史长河当中。作为一个起源性的东西,它不光存在于古代,也存活于今天,虽然积极善良的力量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主流。

  写到这里,我对李学辉的短篇创作有了很多的信心。在写长篇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想告诉学辉,坚持短篇不失为一种长远之见。我不认为今天就不是短篇的时代,所谓好文章无所谓长短,只看作家给读者的成色怎样,其文学成就,也是以艺术成色为最后评价的。